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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乡的邮戳烙在我身心

2015-12-03 14:47:02

余一鸣,1963年生于砖墙镇茅城村。1984年毕业于苏州大学中文系,现为南京外国语学校高级教师,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,江苏省“333”中青年科学技术带头人。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,200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,出版长篇及中短篇小说集九部。作品曾获2012年人民文学奖、江苏省第四届和第五届紫金山文学奖、《中篇小说选刊》2010-2011双年奖、2011《小说选刊》年度奖、《人民文学》2011年度小说奖,金陵文学奖等。

前不久,有“江苏的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”之称的紫金山文学奖在宁揭晓,余一鸣凭借教育题材的作品《愤怒的小鸟》获中篇小说奖,这是本届紫奖评委唯一全票通过的中篇小说。作品直击时代命题,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了90后一代成长的数字化背景,即由动画、漫画、游戏三者组成的“ACG文化”浸染下的青年亚文化。作者透过自己敏锐的观察力洞穿世事,将现实社会生活与读者陌生的虚拟社会结合,相得益彰,焕发异彩。

值得关注的是,该小说的作者余一鸣是土生土长的高淳人。近年来,由他执笔的小说多次荣获国家奖项。“文坛如江湖,我想说话,想发出自己的声音,所以执笔行走江湖。”拥有众多光环的他,现实中表现出更多的是自谦与豪迈。今天,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当红小说家的文学江湖,倾听他的精彩人生。

“文学需要故乡情结,恰如大师们笔下离不开的那些小如邮票的家园。我的小说题材和语言始终留有家乡烙印。”

记者:余老师您好,我们了解到,您曾历任砖墙中学、县二中教师。对于家乡,您是怎样的印象?

余一鸣:我曾经在当时的砖墙中学任教五年,在县二中任教十三年,很多朋友说我若早进入南京十年,定会有一番作为。我不这么看。从生活积累看,文学需要故乡情结,恰如大师们笔下离不开的那些小如邮票的家园。我的小说题材和语言始终留有家乡烙印。正如家乡古老的方言,高淳有着独特的文化氛围:相对封闭而独成纲目,固守传统而不乏灵动。我敬重我身边的师长和同仁,如老校长潘金锁、周训龙、吕照福、赵重木等,我一直迷信,这块土地上每一个生命都资质聪慧,只是各人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而已。我热爱这块土地上坚守理想并执着追求的人们。

记者:现在都说中文系不培养作家,当初您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专业?

余一鸣:我十五岁那年,高考刚恢复,我所在的苏南小县组织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中学生作文竞赛,我有幸成为三个一等奖之一,县城的大街上甚至县政府大院都张贴着大红喜报,几乎家喻户晓,成为一个作家的萌芽从此就在少年的胸怀膨胀。考大学的时候,我所有志愿都填的是中文系,最终如愿以偿。现在都说中文系不培养作家,那时的我没听说这句话。我那时觉得读中文系是一条成为作家的捷径,所以要想读中文系,可我的高考成绩只能进入师院的中文系。我无奈地进了师院,这对于十六岁的狂妄少年来说是第一个人生打击。

记者:古人云:祸兮,福之所倚。您现在已经是声名远扬的小说家了,难道在师院的求学期间,没有发生什么对您的创作有帮助的事情吗?

余一鸣: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,我就读的江苏师范学院邀请当时的《雨花》杂志主编叶至诚先生为学生作了一次讲座,内容记不清了,只记得最后几句话是鼓励我们投稿。我记住了这一句,趴在宿舍的书桌上鼓捣了几个晚上,写了一篇七千多字的小说《茅儿墩的后生和妹子们》,查了地址寄走了。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写小说,当时年纪小,主要精力是放在调皮捣蛋上,写一篇是为了证明我也能玩两下而已。没想到《雨花》居然录用了,稿费没到手,先请班上的男生们出去吃了一顿。

“你只要写出你的生活,写出当下的生活,就比学先锋派好看。这话拯救了我。”

记者: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文学的“黄金时代”,发表一篇小说应该是很风光的事情啊!有了这次经历,可以说给您的小说创作之路点亮了一盏明灯呀。

余一鸣:是啊,可糟糕的是,自此我自己也认为我应该就是做作家的料。毕业分配,我分回县教育局,父母都是教师,想找人把我留在县城,我说,不必了,在哪里教书都一样,你儿子不至于一辈子守着这点地盘。我被分到一个乡下中学,最让我头痛的是停电,我常常是点着煤油灯看书,尤其喜欢上了西方哲学,捧着一本本大部头专著硬啃,睡觉前不洗脸,鼻孔里全是煤油烟。当然也写小说,写了一个长篇《黑鱼湖》,十六万字,三稿,那时都是手写,寄出去了,泥牛入海,这才开始怀疑自己究竟是不是做作家的那块料。

记者:您的写作遇到瓶颈了。

余一鸣:庆幸的是我还没绝望。但让我深受打击的是西方文学思潮对中国文坛的秋风扫落叶。那时的我,躲在乡村中学的角落里,硬着头皮啃马尔克斯、博尔赫斯,那真叫痛苦,读不懂,反复读,刚读了这个人,又来了那个人,书店里这类书籍滚滚如潮,你刚学到一点皮毛,用到小说里,人家说这玩艺儿不玩了,现在流行另一流派了,城头变幻大王旗。我觉得,我是做不成既拿工资又拿稿费的专业作家了。我对朋友说,流行总有过时的一天,所有的潮流赶完了,小说还会回到传统手法上来,只是那时我们老了,够悲凉的。

若干年后,有一回与毕飞宇喝茶,飞宇说想看看我的小说,那时飞宇已在文坛光芒四射,在他面前我羞于拿小说说话了,反正是朋友,我兴致勃勃地拿了篇所谓的先锋小说给他,他读完了说,赶紧回头,小说已经回归现实了。你只要写出你的生活,写出当下的生活,就比学先锋派好看。这话拯救了我,这二十多年,我从乡村进入县城再进省城,涉及多个领域,目睹的人和经历的事仅作酒后谈资确实有点可惜了,写,写出来。反正不在乎作家梦了,我随心所欲目无纲常地写了几个,还真有人喜欢看。越写越多。

记者:我们究竟是为什么写作?是为了告诉读者什么呢,还是我们自己需要诉说?

余一鸣:写作不需要更多的理由,累了倦了,觉得只有文学,只有阅读和写作能使我的内心吐故纳新,使我的精神茁壮成长。我有许多话要说,有许多苦水要倒,有许多快乐要分享,有许多梦幻要飞翔,许多许多。其实我写过诗,我构思过小说,但是不等我写下来,语言就像天空的风疾驰而过。文学场其实也是个江湖,江湖有江湖的规矩,有江湖的区域地盘划分。比如说,按照出生年月,已分成70后80后90后甚至00后,我的坐标位置是60后,但按江湖辈分还只能算文学新人。江湖还有江湖的潮流,什么能写,什么不能写,用什么手法表现时尚,这些都有讲究。我像一头乡村的老牛闯进了文学的江湖,我没有恪守那么多的规则。别指望我羞惭而退,我想说话,我想叫出我自己的声音,我才来这个江湖,这比什么都重要。

“每个作家都应有自己个性化的语言,不必镶金嵌玉,不必繁花似锦,只要用起来顺手,能指哪打哪就行。”

记者:想写就写固然舒畅。您曾说过,大家都熟悉地表,只有打深井才能避免肤浅雷同,小说创作如何写才能与众不同?

余一鸣:读一部小说,读者是不会满足于一个作家只对生活进行临摹。生活可以如河流任意流淌,小说必须曲里拐弯,把握深浅缓急,水下必须藏有鱼龙。这是小说家的使命。一个作家语言的标准在自己手上。在早年小说中,我曾经刻意追求句子的干净和唯美,但这几年的小说语言我放弃了那种追求。说到底,每个作家都应有自己个性化的语言,不必镶金嵌玉,不必繁花似锦,只要用起来顺手,能指哪打哪就行。

记者:您对自己的哪一部作品最满意?

余一鸣:文无第一,武无第二,自己的作品更难论高下。比如《不二》与《入流》,我报鲁奖时报的前者,据说排中篇组十一名,是江苏作家唯一杀入中篇前二十名单的小说,有人说如果报《入流》就有希望了,我不这样认为,各有长短。再比如同样写教育的《愤怒的小鸟》和《种桃种李种春风》,有趣的是都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当年中国小说排行榜第五名,前者又被评为“花地”华语小说排行榜第五名,后者的影视版权则很快就被某著名公司买走。因此,我只能学句套话,最好的是下一部。

记者:您的主业是南外的语文老师,在您看来,语文教学与作家角色互补吗?

余一鸣:语文教学在名师那里被称为艺术,艺术从业者可以称为雅士,我由此推论,语文教师可以追求优雅的生活。优雅的生活是需要经济基础的,当然,我们可以对这个概念做另外一种诠释,追求品牌文化是雅,品高档红酒是雅,扪虱清谈也是一种雅。我强调语文教师必须有一种文化追求,棋琴书画也好,集邮摄影也好,爱盆景藏古帀也好,这样的追求会引导我们走进生活,探究中享受到艺术熏陶。要想让学生有独立精神和创新意识,教师必须首先有独立的人格,有观察和思考能力。

写作时我常常提醒自己,不能用教学思维置换小说思维,好的小说需要反其道行之。我常年坚持开一门选修课,《创意阅读与个性写作》,为所欲为地讲小说与指导写小说,我想将来会有学生记住我。倘若我有什么能留给后人,那就请允许我留下小说。为此,我该把小说写好。

(郦慧慧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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